摘要：如何把龙这一中国文化负载词翻译到印欧语境中,是困扰了中外译者几个世纪的难题.16世纪的西班牙汉学家门多萨曾用"金蛇"(serpiente dorada)来表征中国皇帝的权力符号.尽管现下汉语学人也关注到了早期汉学家使用"蛇"来翻译"中国龙"的转码策略,但他们普遍认为这是一种两害相较取其轻的权宜之策,却忽视了两者在中世纪语境下都具有浓重的负面意涵.因此,问题的关键并非是"蛇"的负面文化冲击力轻于"龙",而在于龙是以基督教的异族暴君形象存在于16世纪欧洲文化记忆之中的,而建构这样一种异质文化形象背离了《中华大帝国史》的同一化书写立场.与此同时,作者的同一化意图又被巧妙地编码进了乌托邦式的想象之中,从而形成了 一种新的文化模式.从中西方遭遇之语境下的具体政治经济经验中解读,这种新文化形态是16世纪中西关系史进程的一种历史折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