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：清末民初“略人略卖人"的律法变革存在借鉴与反思意义。从制度层面禁绝奴婢制度后，买卖的独立不法价值曾一度遭到否定，直至后期才被重置。清末律法中单纯收买行为的前置属性明显，且法律依据存在空白期。修律肇端于本土及域外的双重因素，在人口买卖犯罪的立法移植中体现出内与外的交融和错位。以史为镜，我国收买被拐卖儿童罪的法定刑配置须符合本土要求。本罪法益是人身不可买卖性及社会关系稳定性，基于特殊预防及一般预防的现代刑罚目的理念，规制单纯收买行为的法定刑应维持现状。预备犯的解释路径具备合理性，"推定后罪”的认定模式能够通过对向犯检验，数罪并罚公式下的刑罚配比亦与本土实际相契合。